魂 兮 归 来
--------在大学历史系开展经史导读课的构想
贺益德
一、历史“热门”而历史系冷落
我们逛逛图书市场，就会发现，许多年来，历史名著一直都是畅销不衰，如《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而且是一版再版，蒸蒸日上。例如后起之秀的岳麓书社，他们发行《史记》，从1988年10月开始第一次印刷，到1995年6月，短短七年，已连续印刷达10次之多，印数已达462200册之巨；他们发行《资治通鉴》，从1990年5月开始第一次印刷，到1995年10月，五年之间，也已是第八次印刷，印数亦达163900套之巨。如果再算上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改革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等其他一些出版社，则上述史书的发行数量，便是一个极其惊人的庞大数目了。
由此可见，历史学科在社会上是多么的“热门”！
可是，与此相反的情形，是大学历史系的日暮途穷，冷落无比。学生们普遍不愿意报考历史系；用人单位对于历史系的毕业生，都有一种近乎歧视的冷淡。师范院校的历史系，近些年来因为还包分配，托“饭碗”之福，所以暂时还能把学生招满，但其情形，已经非常勉强。如笔者所在的娄底师专政史系，96级52位学生，就有30位以上报考的是中文系。如果不是我们在录取的时候，硬性把他们改派到政史系，则政史系就很难办下去了。非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其危机之状，更甚于此。如果不是国家在政策上加以扶植，则许多的历史系，是非倒闭不可了。
所以现实的情形是：历史，非常“热门”，而历史系，却濒临倒闭。
笔者身为大专院校的历史教师，从事这一门课的教学已经14年，从切身体验中深深了解到，我们今天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社会需要非常严重的脱节，这是导致历史系面临倒闭的根本原因。我们只要稍微到社会上去摸一摸底，就会发现，普通老百姓也好，公司的经理也好，政府的官员也好，他们处理现实问题碰到难关，需要参考历史经验的时候，一般文化水平的，很愿意去翻《三国演义》等书；文化水平较高的，则很愿意去翻《史记》、《资政通鉴》等书。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最著名的例子：一个是毛泽东，他通读了二十四史，至于《资治通鉴》， 则反复读至十七遍之多；另一个是邓小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软禁于江西的时候，也通读了二十四史。但是，上至毛泽东、邓小平，下至普通老百姓，他们处理现实问题时，却绝对不会、也永远不会参考大学的历史教科书。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大学历史系所教，不是社会所需；社会所需，大学历史系又不教。所以，站在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大学历史系几乎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废物。既然成了废物，则除了倒闭，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
时至今日，历史系（其实不只历史系）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没有倒闭，仅仅是因为国家赋予了我们这样一个权利，即：我们可以提供给学生们一个寻找职业的“入场券”－－文凭，这是国家在政策上给历史系提拱的一条生路。我们本来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在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成果评估等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适应社会需要的改革，以增加历史文凭的“含金量”，使历史系摆脱目前这么一种“五保户”的地位。例如：在社会上，上至毛泽东、邓小平，下至普通老百姓，他们迫切需要学习《史记》等书，出版社根据这一需要，发行了《史记》等书；书店根据这一需要，出售了《史记》等书；我们大学历史系，也就应该根据这一需要，讲授《史记》等书------这样一来，只要《史记》等书走俏一天，历史系也就走俏一天。历史系之所教，即是社会之所需，这样的关系一旦形成，就成了“蚂蟥叮住鹭鸶脚，你上天来我上天”，即使历史系不想兴旺发达，都不可能了。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现在不少大学专业系的所谓“教学改革”，改来改去，都改成了学生买文凭、老师抓票子的局面，历史系受此大潮的席卷，也身不由己地亦步亦趋；而十分本质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方面，几乎还是与社会需要毫不相干的老一套，而且，还是每况愈下的老一套。历史文凭的含金量，不仅没有增加，还在日益减少。这种没有实际内容的文凭生意，完全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虽然眼前可以饱餐一顿，但今后的生路，却一举断绝，既辜负了国家一片扶植的苦心，又活埋了自己一个锦绣的前程！
二、选择一个好剧本
《史记》、《资治通鉴》等史籍，与我们今天的大学历史教科书，究竟有些什么区别呢？ 人们学习历史，是为了站得高，看得远，尽量减少人生的决策错误，个人如此，家庭如此，单位如此，国家也如此；尤其是那些“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绝非仅靠十几年或几十年的阅历所能济事，这就是更加得熟悉历史。这一前提，就决定了历史作品，必须合乎古人所谓“实录”的标准：不溢美，不隐恶，时间、地点、人物、善恶、声态、气氛，均要一无差错、丝丝入扣。尤其是善恶、声态、气氛，反映的是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这是一切决策产生的根本背景。但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变动不居、稍纵即逝的，这就必须身临其境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把握得住；任何局外之人，都无法主观臆测。古人用心良苦，为了保证这一方面的真实，他们专门建立了史官制度。史官们都是跟着皇帝走，任何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得作现场记录，这些记录的材料，就叫做“起居注”。后人写史，就凭藉这一类的实录，写出来的作品，不仅时间、地点等因素不能出差错，尤其重要的，是连气氛也不能出差错，必须严格保持事情发生那个时候的“现场感”。这样的史书，后人一展读，就可以很自然地设身处地地体会到历史人物的各种用心。一切决策，都是从人心中产生的。十年之心，产生十年的决策；百年之心，产生百年的决策；千年之心，产生千年的决策 ；智慧之心，产生智慧的决策；愚痴之心，产生愚痴的决策。善良之心、邪恶之心、诚实之心、虚伪之心、惭愧之心、骄横之心、信任之心、怀疑之心------都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某种决策。人们读史，就是要熟透前代或成或败的决策者们的千姿百态的动机，以便反省自己、认清自己、纠正自己、鞭策自己，避免失败，走向成功。所以，读起来有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是衡量一部历史作品成败的关键。若没有了这一感觉，人们就无法体会到古人的种种心态，读史的目的就彻底落空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作品，恰恰是合乎这一标准的上乘之作，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走俏。到了今天，随着印刷技术的日益发展，这些不朽的巨著，更是方兴未艾地流入寻常百姓家，帮助人们鉴古知今。
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大学历史教科书，则可怕得很，它们都有一个无一例外的癌症：所有的历史人物，没有一个是栩栩如生的；所有的历史场面，没有一个是历历如绘的；连篇累牍，都是作者的枯燥沉闷的议论。这样的教科书，读起来当然就不可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了，这就彻底堵死了人们进入历史角色的可能。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理解，叫做“知心”，我们进入不了历史角色，怎么有可能理解古人的用心呢？不能理解古人的用心，则古人所做的或成或败的一切决策，我们也就永远都找不到真正的根源了。我们学习历史，也就根本不可能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了。事实上，现在的历史系毕业生，一旦离校，脑袋里就只剩下几个历史名词了。试想，我们记住几个日本名词，就算了解日本了吗？记住几个美国名词，就算了解美国了吗？那么，记住几个历史名词，怎么能算是了解历史了呢？实事求是地讲，是连边都未沾上。他们走出校门，那种懵懵懂懂、不辨方向的程度，与未读历史系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更不要提什么“站得高、看得远”了。这样的“学习成绩”，怎么会被社会所承认，怎么会受社会的欢迎呢？
学生们在校期间的学习，是他们将来到社会上去做人的预演。我们都知道，一个演员向师傅学戏，选择剧本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如果剧本太差了，就是让梅兰芳这样的大师来表演，也演不出什么名堂的，更何况那些学习阶段的徒弟。在人生预演阶段的历史系学生们，学习一部好的史书，就是学习一部好的人生剧本，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发展前途，是生死攸关的。如果他们一直只有阅读糟糕剧本的机会，则他们将来投身于社会舞台，就极难避免成为一批非常糟糕的角色了。所以，在大学历史系开设“经史导读”课，让学生们多多接触第一流的人生剧本，已是一件火烧眉毛、刻不容缓的事。
三、一门深入
“经史导读”，表面上看起来，一个是经，一个是史，好象是两回事。但我们看看儒家的五经；一部是《尚书》，一部是《春秋》，它们完全是史书。如果按照章学诚的说法，则“六经皆史”，所以，经史两者实际是统一的。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别，则经典偏重于阐述原理，史书偏重于记录事实，但事实是原理的事实，原理是事实的原理，理事不二，圆融一体，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所以两者不可偏废。但经史典籍，浩如烟海，怎么一个导读法呢？
一种方法是选读。在这本书上摘一段，在那本书上摘一段，上下五千年，每位名人都照顾到。表面上看起来，这很“客观”，很“公正”，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就如一个演员学戏，这个剧本学几句，那个剧本学几句，到最后，似乎是什么戏都能唱一下，其实呢，是什么戏都不能唱。 东方文化，与西方的宗教文化，都属于灵性的文化，也就是“求道的文化”。这不同于近、现代以来勃然大兴的自然科学，以及被它所左右的社会科学，都属于功利主义倾向非常严重的技术的文化，或者叫做“求利的文化”。求道文化，是引申的，发挥的，其文献资料是以旧为贵；求利文化，是发展的，创造的，其文献资料是以新为贵。比较一下中、西医学，就非常清楚。在中医领域，最权威的著作，是最古老的《黄帝内经》；在西医领域，最权威的著作，是最新出的科研成果。所以学西医，要从最新的东西开始；学中医，则要从最旧的东西开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相反的形态呢？原来，我们认识世界时，一定有一个能认识的主体（心）和所认识的物件（境），佛教称之为“能所对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主观和客观的对立”。每一个人的主观就是“我”，与“我”相对的一切，人也罢，物也罢，都是外境，属于客观世界。主、客观的矛盾，表现为人我对立，就是社会问题；表现为物我对立，就是自然问题。所以主、客观的矛盾，或“能所矛盾”，是人类社会一切矛盾的总根源。解决这一矛盾，有两条途径：一条是从主观的自心下手，另一条是从客观的外境下手。如果全力以赴，从改造主观世界下手，也就是说，从修心下手，日积月累地消除主、客观的矛盾，达到“天人合一”、“上帝与我同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境界，就产生了求道文化。在求道文化中，修身方法无比之多；也就是说，改造主观世界的方法无比之多，中医就是这么产生的。它的真正奥秘，必须借助于一种高级的修心功夫－－禅定，才能切身体会得到，因为禅定功夫深厚，一定会出现今天人们所谓的“特异功夫”。这一类在“科学常识”的角度看起来神秘莫测的“特异功能”，在求道文化看起来，倒是人类以及一切生命的“本有功能”，只是被后天的污染障碍了。以视觉功能为例，通过长期而刻苦的纯洁自心的修养，后天的障碍一层一层消除，就可以恢复为“天眼通”、“慧眼通”、“法眼通”、“佛眼通”。这是视觉功能一次又一次的飞跃，在这种情况下观察人身经络气血的运行状况，就如看电影一样的一目了然。如果没有这个功夫，则再怎么钻研中医书籍，对其中的奥秘也只能是隔靴搔痒，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求利文化，其产生的途径与此相反，它不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而是一味地以“向外观看、从外夺取”的态度，研究、改造客观世界。为了方便于“看”和方便于“夺”，便发明了种种工具，这些工具其实无非是眼的延长、耳的延长、手的延长和脚的延长，所以西医看病，就离不开显微镜、X光、胃镜、CT扫描、听诊器之类。但肉眼等工具的延长，不同于天眼等功能的开发，它只是量的增加，不是质的飞跃，所以显微镜的倍数再大，也不可能借助于它目睹到经络气血的运行状况。所以站在求利文化的立场，对求道文化的许多现象往往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冠以“特异”、“奇迹”、“不解之谜”诸如此类的形容词，而不了了之。眼、耳、手、足等工具，总是不断地向外延长的，于是就不断地会有新的发现，这就导致修正旧说、创立新说的活动，无限地回圈下去，永无休止的一天，永无成熟的一天。这就是求利文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