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史，也和中医一样，是求道文化的产物，中医是从道出发，治疗人们的身体疾病；经史是从道出发，治疗人们的心理疾病和社会疾病。也就是说，经史是治疗人们心理疾病和社会疾病的“黄帝内经”，经典是医理，史书是医案。经史和中医，道理完全相通，所以才有“儒老成医”的现象。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的医学家，还可以兼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而史学家，又可以兼政治家、文学家、天文学家；而天文学家，也可以兼文学家、哲学家、医学家------ 这种统一、圆融、浑然的现象，是求道文化的必然结果，因为，道是贯通于一切万物，而不能划出界限的，所以悟了道，就悟了一切。
我们开设“经史导读课”，就必须遵从求道文化的特点，因为每一部经，每一部史，都是古圣先贤们所画的完整的地图。所以，我们就不能从这张地图上剪下一小块，又从那张地图上剪下一小块，凭自己的想像，七拼八凑，组成一张新的“地图”，给学生们指点迷津。那样做，就一定会把学生引入迷途，陷入深坑。因此，在开课时，选择了哪一部经典，就要把这一部史书读完整、读透彻。我们读经、读史，是为了凭藉经史悟道，而道通一切，所以一经通，便一切经都通，一史通，便一切史都通。佛家所说的“一门深入”，用在这里，亦非常恰当。
对于师范院校历史系的学生来说，经典选择《四书》、《学记》和《道德经》，就非常合适。因为，《中庸》讲的是教育哲学，《大学》讲的是教学内容，《学记》讲的是教学方法，《论语》、《孟子》是列举的两个最为成功的教学实例，这对于师范专业的学生来说，有着非常直接的启发意义。上列诸书，偏重于发挥慈悲的意义，如果要补上智慧一课，《道德经》就是上乘之选。如有可能，还可以读一读佛教的《金刚经》等书。以上诸经，除了《孟子》篇幅稍长之外，其他的都很短小精炼，熟读、背诵都不太困难。至于史书，可以选择《史记》，理由很简单：中国的正史，是二十四史；而二十四史中，以《史记》写得最好。
四、学生主动
经史选定之后，要怎样开展教学，才能落到实处呢？
第一个前提，是老师要有道心。道心是没有人我对立、物我对立的，所以我们老师真有道心，就能彻底忘我，视人为己，与学生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得道圣人的救世济民、普渡众生，不是故意的，勉强的，他们经过刻苦修持之后，破除了私心，即“主观”，或者象佛教所说的破除了“我执”，主、客观矛盾不复存在，处在一真绝待的空灵境界。而真空一定妙有，所以镜子无色，就以万物之色为色；圣人无心，就以百姓之心为心，于是顺理成章的就是“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忧人之忧、乐人之乐”------ 这就是所谓通天地万物为一体，连山河大地都是圣人们身体的一部分，则一切有血气的生命，更是他们的眼睛和心脏了。所以，圣人们济人利物的那种自然而然、若无其事，恰如我们普通人左手被伤害、右手就不假思索地来救护一样。我们做老师的，虽然不能一下子达到这一境界，但只要心向往之，努力不懈，就体现了我们求道的真诚。这一真诚，就会使我们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均能感人至深。在这一前提之下，开展一切教学活动，就能丝丝入扣、水到渠成了。
第二个前提，是学生要学得主动。笔者曾经教过美术，对比一下历史课，那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上美术课，最轻松的是老师，最紧张的是学生。在画室里，用不着老师和班干部维持纪律，学生们都一个个聚精会神地作画，满屋子都是铅笔、炭条挥洒的唰唰声，老师则背着手，东看看，西瞧瞧，谁有什么问题，就给谁指点几句，每一句话都有极强的针对性，既不必要生动，也不必要幽默，而学生们却都能听得进去。而且，学生们的程度越高，老师越可以无为而治。老师这么“游手好闲”似地转了几年，学生们却真学到了东西。他们对老师也由衷地感激，一辈子不忘。同学与同学之间，由于经常切磋画艺，互相帮助，也真像是师兄师弟。相反的情形是上历史课，教师象罚罪一样地站在讲台上，一连两小时喊得唇焦舌燥，表面上是对一大批学生说了话，实际上与任何一位学生都不关痛痒。学生们迫于严格的考勤制度，一排一排太上皇一样地坐着，虽然强打精神，还是昏昏入睡；一学期下来，老师筋疲力尽，学生度日如年；考试一完，就书本一抛，学生忘了老师，老师也忘了学生。学生们听这种课，主要是为了应付纪律和考试，所以同学与同学之间也用不着交流，用不着互助，感情显得非常淡漠，甚至还有相处几年而互不知姓名的现象，这已经是形成路人了。为了让学生们少受一点罪，作者也曾想了不少办法，使历史课生动起来，但其结果，只是使学生们在课堂上快活了一时，他们自已的能力却一点也没有提高。这才觉悟到，这种永远让学生们做“观众”的做法，是不可能使他们最终成长为“演员”的；就象我们永远只看别人作画，而自己不动笔，则即使看上一万年，也画不出一幅画来。
所以，笔者设想，经史教学，可以借鉴艺术教学，基本上让学生自己动手，教师只在旁边做导演。我们以学习《史记》为例： 笔者认为，要学好这部书，“学用结合”是关键；所以读史、写史，二者必须同时进行。先说读史：《史记》一书，除了少数几篇专门知识太多的文章，绝大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学生完全可以通过查找工具书和参考资料看懂字面意思。象笔者所教的班级，一般是50个学生，只要每人“承包”两到三篇文章，一部《史记》就承包完了，谁承包到哪几篇文章，就严格要求谁想尽办法把这几篇文章详细注释、翻译出来，并用楷书黑字抄一行、空一行的誊好，写上姓名，贴到教室里，然后 发动其他学生，进行复查、核对。这样一来，每一篇文章都是几十位同学进行复查、核对，如有差错，就极容易发现。《史记》130篇文章，绝大部分文字是重复使用的，所以，同学们分头查找工具书时，这些重复使用的生字、生词，往往是你也查了、我也查了、他也查了。所以互相复查、核对的工作，只要各自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就可以进行。剩下少量不相重复的生字、生词，再借助一下工具书，工作量就不会太大了。作老师的，也要注释、翻译几篇文章，一方面给学生做示范，另一方面，也要接受学生的审查、核对。不论是谁，只要他发现了别人的差错，他就要用红笔注明在原稿的空行中，并写上自己的姓名。如果哪位学生指出了老师的差错，这位学生在这一点上就是老师的老师，老师一定要虚心接受，衷心感激。老师带了这个头，学生们的注释、复查工作，就会格外认真、格外努力，如此群策群力的严谨治学，一定可以把差错减少到最低限度。最后评定成绩的时候，注释工作以最少出现差错者为优，复查工作以最多指出差错者为优。 在注释、复查工作进行的同时，老师还要身先士卒，带领和要求每一位学生把自己所承包的那两三篇文章，反复熟读，直到能够背诵。这样，全班师生拼命努力一两个月，一部《史记》的“师资力量”就在班里产生了。每位同学，都可以负责教会全班同学两三篇文章；而自己呢，又可以从全班同学那里学会另外一百多篇文章。同学与同学之间，既是老师，又是学生，这就形成了一个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良性回圈关系。时间稍久，就可进一步以寝室为单位，每位元同学承包十几篇文章，一个寝室就囊括一部《史记》，全寝室的同学，互为师生，互教互学。寝室与寝室之间，也进行学习竞赛，你追我赶。一个班的同学，尤其是一个寝室的同学，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的，所以吃饭、散步、睡觉，都可以互相切磋、互相启发，对时间的利用数量和利用质量，比较那一种呆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的办法，是千倍、万倍地提高了。
为了检查学生们互教互学的成绩，可以常常进行小考。每一次小考，涉及十篇或二十篇文章；每一位学生，这十篇或二十篇文章考试的好坏，就是他自己学习《史记》的成绩。学习成绩与教学成绩，各占一半，都要认真登记，作为期终评定优劣、进行奖惩的依据，这就促使每一位学生，既要努力自学，又要努力教人，教学相长，其进步之快，绝非今天所盛行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所可比拟。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学到了历史知识，还掌握了治学方法，又进行了教学实践，又密切了同学感情，一举多得，而老师还不那么太辛苦。这么教历史，就和教艺术差不多了。
五、知行合一
学生们读了《史记》，怎么去应用呢？这就必须练习写史，笔者的设想，是在班里建立史官制度，根据不同的分工，也叫做“左史”、“右史”、“内史”、“外史”------每一天班里所发生的比较重要的事情，“史官们”都要作现场实录，如同古代的“起居注”；寝室作为班里一个“诸候”，也要设立史官，作同样的记录；每一个学生，都要写日记，成为一批“野史”。每隔一、两个星期，班里就要对前一段时的史实加以整理：模仿“本纪”，按时间顺序编出一个大事记；模仿“书”，记录各种规章制度的订立和执行情况，以及班里的官制设置、职责范围和任免情况；模仿“列传”，记录有意义、有特色的个人事迹；每一寝室的历史，也要在同一时间内整理出来，送到“班史馆”，这就相当于“世家”或“地方志”；还编一个表格，使年、月、日、事，一目了然；再学一学“太史公曰”，试作一些历史评论。通过这样的反复练习，学生们就能真正体会和掌握《史记》中的五种体裁了，而这五种体裁，引申开来，便包含了后来的一切历史体裁。至于怎样写得生动，怎样写得深刻，《史记》里面有无究无尽的榜样。学生们因为自己要学写历史，也就不劳老师督促，便自觉地仔细揣摩，反复临习去了。
写史的难关，在于坚持“不溢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尤其是“不隐恶”。一个学生的不良言行，如果记录到班史上，就白纸黑字，一直摆在那里，的确很难为情，但写史的意义，也正在这里：人们为善，便因为历史的记载而倍加鼓舞，更为努力；人们作恶，便因为历史的记载而心怀恐惧，极力收敛。恶有所惩，善有所劝，正人心，端风俗，这就是编写历史的救世功能。但必须现场实录才有这个功能，这就象今天的人们，如果他们正在做什么违法乱纪、见不得人的事，最怕记者现场录相，一旦发现有人录相，立即就“洗手不干”了。过去人们害怕“现场写史”，与此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现场录相只是一时，记者一走，就永远可以肆无忌惮了；而“现场写史”，却是一种祖祖相传、谁也不能改变的历史定制，天天如此，所以一辈子都得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在过去，一届政府动不动就是几百年的高寿，象离我们很近的清朝政府，就持续了二百七十六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是史官制度置领导者们于当时史官以及后世无数代人的监视之下，不仅有一时的空间压力，还有无穷的时间压力，于是一方面极大地鼓舞了领导者们的奋发图强之心，另一方面， 又大量遏制了他们的腐败行为，才使那么一些管理难度极大的庞大的“公司”们长治久安下去。如果没有了这样一类制度的约束，领导者们就要肆无忌惮得多，政权的更替就会象走马灯一样的频繁，“二十五史”，也许就变成了“二百五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