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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归来--------在大学历史系开展经史导读课的构想 (3)

——--------在大学历史系开展经史导读课的构想

2006-02-21 22:52:33  作者:贺益德  来源:  浏览次数:385  文字大小:【】【】【
史”。政权更替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官吏百姓,同归于尽。我们只要翻一翻《资治通鉴》,就会怵目惊心,毛骨悚然。新的政权,往往就在这么一片白骨蔽野的荒地上诞生。一个历史工作者,如果对这一事实全无感受,套用一句表演艺术的话,就是“完全没有进入角色”,那么,既写不出个什么名堂,也讲不出个什么名堂,更学不出个什么名堂。所以,我们就必须在班里实行史官制度,使老师、学生全部“进入状态”。但这样一来,大家就变得非常之“不自由”了,换一句话说,就是人人都不敢随便为恶了。面对这一考验,如果老师满腹私心,文过饰非,就不可能要求学生们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实录原则,就会破坏无余。所以,我们如果要把实录原则真正坚持下去,就必须老师带头,努力克治私欲,坦荡公正,使全班同学也修身养性,善念日增,恶念日减,从而不怕公开自己,不怕实录自己。这样一来,现场写史的办法,就成了一种非常厉害的督责力量,引导全体师生进德修业,不敢稍怠,个人德能日进无疆,全班风气日益淳良。这样地学习《史记》,就落实到做人,落实到修心,落实到求道,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了。学史功夫日深,也就是修身功夫日深,待私欲尽净,道心成就,便可以通达司马迁之心;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通达了司马迁之心,也就通达了一切人之心。这时候,不仅读《左传》、《汉书》、《资治通鉴》等书,可以无所不通,就是改行去从政、经商、治军、学艺,也可以无所不通了。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近代以来,家喻户晓的,就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毛泽东等人。

编写班史,要从学生们刚入学的那一天就开始,一直坚持到毕业。每一学期,都进行一次小结式的整理;毕业以后再进行一次总结式的整理,形成一部“史记式”的班史,并列印、装订成几十册,每位学生都分一册。虽然在校期间大家的道业还不能成就(求道就是修身,这是一辈子的事),但这一部大家心血所凝聚的《班史》,却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鞭策和十分具体的指南,使学生们在离开学校、没有老师督促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奋斗、死而后已。这样一来,这么一部《班史》,就真是一份学习《史记》的珍贵无比的纪念品了。

既读史、又写史、又修身;所学即是所用,所用即是所学;所学促进所用,所用促进所学;学史就是做人,做人就是学史;学史提高做人,做人提高学史;既知既行,知行合一。学习《论语》、《道德经》等经典,也采用这么一个办法。现在大家都在提倡“素质教育”,笔者认为,大学历史系的素质教育,如果是这么一个样子,就算落到了实处了。 

六、人品第一?物品第一?

中国古代,自大禹以后,就“包国到户”,每一届政权,实际都是一家庞大的私人公司;“二十五史”,就是这些私人性质的大公司的兴衰记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少公司,寿命都出奇的长久:如夏朝,四百多年;商朝,近五百年;周朝,八百多年;汉朝,四百多年;唐朝、宋朝,都是三百多年;明朝、清朝,也都将近三百年。我们不要小看了那几百年的份量,只要想一想显赫一时的苏联,也只持续了七十多年就解体了,连中国历史上的元朝都比不上;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也只存在了三十七年之久。再看一看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还只有四十八年,却险情不断:一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天翻地覆的折腾,使我们党和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二是一九八九年的那一场政治风波,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现在中国乱起来,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 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全面内战的局面。”又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三是目前腐败现象的日益加剧和四处蔓延。江泽民同志认为,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角度来认识和整治这一问题。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真正是又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啊!我们维持这四十八年,已经如此之不容易了;那么,要继续维持到七十六年,还要花多么大的心血!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也才达到清朝政府的一个尾数;今后还要继续维持两百年,才能和清朝政府的岁数相当!可除此之外,还有长达四百余年的汉朝政府呢!还有长达八百余年的周朝政府呢!

所以,中国古代政权的“养生之道”,也就是“中医式”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借鉴,值得我们发扬。这些材料,全部包含在中国古代经史里面。如果中国的大学历史系,都不能觉察这一问题,不能研究这一问题,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实在是一个奇耻大辱,怎么说都说不过去的。 现在的历史学科,受功利主义的技术文化的冲击,早已是背“道”而驰,不成样子。技术文化,其根本出发点是主、客观对立,“向外”观察的。以人身为例,向外观察,就会发现:脑袋是一个样子,四肢是一个样子,躯干是一个样子。再看一只手:手臂是一个样子,手腕是一个样子,手掌是一个样子。再看五个手指:大拇指是一个样子,食指是一个样子,中指是一个样子…… 利用显微镜,眼睛“延长”了,又会发现:这根毛是一个样子,那根毛又是一个样子;这个细胞是一个样子,那个细胞又是一个样子,没完没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分枝科学,也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专门学者。影响到历史学科,也是分工精细,专史林立。这些专史的性质,完全相当于“头史”、“脚史”、“食指史”、“中指史”、“此毛史”、“彼毛史”------牛角尖钻得越深,便越有“特色”,也越无用,即使是所谓“通史”,也是“形”通“神”不通,顶多是一个机器人,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真人。 因为,它们通通反映不出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的因素--人心,所以“百花齐放”,都放的是一些没有生命的纸花。“治学严谨”者,也难免此病,至于那些胡编乱造的历史著作,那就不过是“历屎”、是废纸了。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完全深陷在这一片烂泥坑里,不能自拔。
 
求利文化“向外观看、从外夺取”的根本前提,影响到人们的世界观,势所必至的就是人我界线、物我界线极其分明。为了有利于“我”,大家便拼命地贪求、拼命地占有,自私自利、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互相残杀,戒备、紧张、痛苦、焦虑、空虚、无聊…… 所以今天的人们,虽然不少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他们在花天酒地、暴殄天物的商纣王、隋炀帝式的挥霍过程中,却没有享受过一秒钟的安乐。“有了千钱想万钱、做了皇帝想神仙”,我执不断地加强,贪欲不断地膨胀。从前,人们每月只有四十元工资的时候,便朝思暮想,只盼望增加到每月五十元,理想(主观)与现实(客观)之间只有“十元”的矛盾;现在呢,每月一万元的人,却朝思暮想,只盼望增加到每月百万元、千万元了,理想(主观)与现实(客观)之间的矛盾,一下子拉大到“九百九十九万元”,或“九千九百九十九万元”!越占越贪,越贪越占,最后是吞了地球,吞了太阳系,吞了全宇宙,也还是不满,也还是空虚!但从历史事实来看,当然是等不到有人独吞地球,人类早已在互相吞噬的过程中两败俱伤,或同归于尽了。从心理效应来看,则矛盾的程度,就是痛苦的程度,所以,人们在贪求、占有的过程中,原来十元的痛苦便猛增到百元的痛苦、万元的痛苦、亿元的痛苦、地球之大的痛苦、宇宙之大的痛苦!在西方国家,这些痛苦主要靠基督教来缓解;在日本 、韩国等亚洲国家,主要靠中国传统文化来缓解;而在我们中国大陆,近些年来,求利文化是飞速发展了,而求道文化却还没有恢复,所以人们只好饱受利欲的单方面的煎熬,而自害害人!当然,人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坐以待毙的,这就导致近些年来气功、巫术、甚至一些莫名其妙的迷信也大行其道,这是人们渴望求道文化的强烈表现。如果我们再不赶紧弘扬纯正的、高级的东西,人们就只好饥不择食地乱抓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来饮鸩止渴,其后果之严重,将是不堪设想!

再说功利主义的治国方法,或管理方法,只有两样法宝:一是票子,一是刀子。你听我的话,就给钱(或升官);你不听我的话,就杀头(或惩罚)。人们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之下,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抢占位子、争夺奖金和逃避惩罚上,不可能产生自觉办事的责任心,“官样文章”、“形式主义”便以烈火燎原之势遍及天下,待财力耗损、矛盾山积,就是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垮台的日子到了。秦朝政府、袁世凯政府、蒋介石政府以及今天某些倒闭的企业、瘫痪的单位,都是这样一类惨痛的教训。 可是,一些贪病入骨的管理者,总是推已及人地认为天下人的贪婪都是不治之症,从而迷信威逼利诱的万试万灵。他们不知道,人们除了贪利避害而被迫地服从他人之外,还有深受感动而自觉地拥护他人的可能。这一认识上的“盲点”,就使他们不可能修养自己的良心来感动天下人的良心,于是历史的悲剧就一演再演,永无尽期。中国古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功利主义的法家学说,永远只能作为治理天下的辅助手段而存在。理由很简单:立法的是人,执法的也是人,如果人品不可靠,则法律条文再完美,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我们涉猎中国古代经史,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千言万语,都是围绕“君子”、“小人”做文章,这是把人品问题放在第一位,这与技术文化把物品问题放在第一位,恰恰成为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七、魂兮归来

把人品建设,作为国家或公司的一切建设之首,这是中国古代许多政权或家族的“长生久视”之道,也是近代以来中外许多长盛不衰的大企业、大公司的“长生久视”之道。因为伪劣人品,必然产生伪劣产品;腐败心理,必然导致腐败行为,长此以往,国破家亡就是必然结果。所以,正人心(养成好的个人习惯),端风俗(养成好的集体习惯),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第一要务。

那么,怎样正人心,怎样端风俗呢? 中国古人从“天人合一”的体验中,认识到个体生命、社会生命和宇宙生命,其根本原理是一样的,所以,怎样治身,就怎样治国,正如《史记。秦本纪》中由余对秦穆公说的“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因此就黄、老不分,医、《易》不分。中医看人身,完全不同于西医用肉眼“向外看”的方式,它是设身处地从内心去体验,尤其是从高级的禅定心理去体验(真正的天人合一只有在禅定中才有可能),从而把握它的统一性。我们可以举一个粗浅的例子:假如一个人的脚趾受了伤,口当即就呻吟,腰当即就歪下,手当即就抚摸,心当即就思索:“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一连串的反映,都是在一个瞬间之内同时展开,配合默契,浑然一体的。背部受了伤,头部受了伤,或身体的其他任何一个部位受了伤,也都是这么一个“浑然一体”的反映。所以五官、四肢、躯干、外部形态虽然完全不同,却在心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都是心的工具,都受心的支配。如果哪一个部位有了某种程度的不通于心,就是这一个部位有了某种程度的病痛,就需要治疗。所谓治疗,也无非是使不通复归于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是中医的根本原则。如果有某一只手彻底的不通于心,又无法复通了,这只手就瘫痪,成了一只废手了。局部无心,就是局部的死亡;通体无心,就是彻底的死亡。所以中医不重视解剖学,因为解剖学解剖不到“心”。

个人的小身体是这样,家庭、单位、国家和宇宙这些“大身体”,也是这样:“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个体生命的“通”,是此手与彼手、此腿与彼腿等等不同器官和部位的心通为一;社会生命的“通”,是此人与彼人、此单位与彼单位等等不同个人和团体的心通为一。以国家为例,如果上下同心,浑然一体,就生命力旺盛,蒸蒸日上;如果上下离心,土崩瓦解,就生命力枯竭,濒临死亡;所以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就是“得人心者得市场,失人心者失市场。”那么,要怎样才能得人心呢?非常简单,就是以他人之心为心。以儿女之心为心,就是“父慈”,以父母之心为心,就是“子孝”;以弟妹之心为心,就是“兄友”,以哥姐之心为心,就是“弟恭”;以妻子之心为心,就是“夫和”,以丈夫之心为心,就是“妇顺”;以人民之心为心,就是“君仁”,以领导之心为心,就是“臣忠”;以朋友之心为心,就是讲信任;以学生之心为心,就是讲师德;得人心的美术是以观众之心为心,得人心的音乐是以听众之心为心,得人心的文章是以读者之心为心,得人心的商品是以消费者之心为心------ 以他人之心为心,其根本前提,就是忘我,忘我的功夫深入一分,助人的感情就诚恳一分,心心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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