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元章博士在韩中
常释(韩江校友会)

    96年7月27日，我接到一位老同学的电话。他告诉我严元章博士已经作古，他看到董教总在报上的挽词。下来又接到几位同学的电话。可见同学们对严元章博士有多敬仰。但，严元章博士何时仙逝？却一时无法知晓。直到8月8日，才从报上读到一则新闻，知道严博士7月23日在香港博爱医院病逝，享年87岁。他的遗体停置在沙田大园宝福馆，并择定8月10日由南洋大学校友扶灵出殡。

这勾起我一段回忆

    1951年槟城韩江中学开办。董事部聘请到在联合国任职的庄泽宣博士掌校。他请了何永佶博士夫妇及黄尊生博士夫妇来助阵。第二年，他又请来了严元章博士及熊叔隆博士夫妇。一时之间，韩中拥有五位博士。当时的马来亚，还没有一所大学；韩中竟拥有五位博士，实在轰动了华教界。
    51年年底，我在霹雳州一个小地方小学毕业。当地没有中学，我家又非常贫穷。父亲咬紧牙根，硬硬要送我来槟城念书。当时钟灵中学已是闻名全马的“北马最高学府”。但，由于韩中拥有五位博士，所以我与一位同学慕名到韩中报名。当年韩中与钟灵招生，都有举行入学考试。我为了要省几块钱报名费，只报考韩中。我那位同学同时报考钟灵。入学试成绩揭晓，我那位同学榜上无名，我却侥幸被韩中录取了。那位同学也很幸运得以进入钟灵。这即意味着我与那位同学分道扬镳了。
    我们小地方人没见过世面，对槟城人地生疏，无亲无故，现在又要与我那位同学分开，一时令我彷徨无主。幸好韩中设有宿舍，父亲就嘱我寄宿，才比较放心。
    韩中当年的宿舍，并不是设在校园内，因为新校舍刚建好，还来不及建宿舍。我们的宿舍就在目前甘榜巴汝三角地的巴刹那边。当时，那儿有一间旧洋楼，据说是创校人林连登翁的产业。这间洋楼大大小小有七八间房间。用作我们的宿舍，收容了卅多位寄宿生。那个时候，刚好严元章博土从英伦应聘而来，董事部尚未物色到适当的住所给他。严博士就住到我们的宿舍来了。他在校是教务主任，在宿舍就兼任舍监了。
    早上，严博士和我们宿舍生一同步行去韩中上课。那时，现在的州回教堂及再那亚比灵中学，是一片连绵的红毛丹园。我们每天抄小径，穿过红毛丹园走上约莫二公里多的路才能到校。红毛丹季节，望着头上一簇簇红彤彤的红毛丹，同学们都笑说：李下莫整冠。    由于严博士与我们同宿舍，茶余饭后，同学们都围着他，听他的教诲。他没有架子，与我们谈求学，讲做人的道理。同学们从他那儿获得不少教益。
    严博士生活简朴，三餐与我们吃同样的饭菜。他爱穿白色的棉质长袖衬衫，一条猪肝红长裤。遇有什么盛会才穿大衣结领带。
   严博士与我们同住了好几个月，直至熊叔隆博士一家从澳门应聘上任，住在宿舍，由熊博士接任舍监，严博士才迁出宿舍。
    严博士个子矮小，身体瘦削，但，讲话极富吸引力，声音也够宏亮，而且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相。无论他在课室讲书，或在集会上讲话，全场都鸦雀无声。

两件事情严博士给我印象最深刻

    第一件是《巴恩教育报告书》发表后不久。有一天周会时，他向我们分析《巴恩教育报告书》对华文教育的冲击。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该报告书建议将所有方言学校(当时尚是英殖民地时代。方言学校指的是华校及淡米尔文学校)都改为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学校”。他强调说，这建议付诸实行，所有华校必受到摧毁。他指出，民族教育是塑造一个民族特征的工具，民族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他的精辟言论，使到整个礼堂一片肃静。所谓“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的情况，我第一次领略到。他的话，每一个字都感动着同学们的心。每一句话都深入每一位同学的灵魂深处。后来，当我们这一辈人为人父母时，已是六七十年代，正是华文教育处于底潮时期。但，我们同学群中，都将子女送进华校，接受“没有出路”的华文教育。这可说都是严博士那一席话的效应。
    第二件事发生在那一年的12月12日，学校举行由严博士为主策划的演讲比赛。这项比赛是在赛前半小时，才让参赛者知道讲题。参赛者不得向老师请教，也不准与任何人商讨。那场比赛讲题共有三个：(1)韩中对我的影响；(2)我的一位老师；(3)槟岛的风景。担任评判的除了本校老师外，还有视学官陈翼经先生。比赛结果，谭九恬同学获得第一(他后来在新加坡当讲师)。我是参赛者之一，所以记得那么清楚。
    比赛过后，严博士上台评述。评述过后，他脸色变得很严肃，词锋一转，说道：“我现在要针对刚才一位参赛同学的讲词加以批评。不过，我这番话不影响到比赛成绩。”他接着说：“刚才那位同学说他的那位老师很伟大，不过，有一点令他不满，就是这位老师看到别间学校给的薪水比较高，他就转去那间学校。这位老师是为金钱向教育，不是为教育向教育。”严博士纠正道：“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教师是人，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神仙。他要养妻活儿，薪水低生活过不了，转到别间薪水比较高的学校去，同样是为教育而教育，有什么不对？就像我们这样，虽然读了那么多书，收入竟然连一个歌星都不如。”(笔者按：当年适逢韩战期间，胶锡价格猛涨，各大城市歌台林立，夜夜笙歌，管弦不辍)。
    严博士是有的放矢，有感而发，因为当年韩中董事部给教师的薪酬太低，而且“礼贤下土”也做得不够。
    严博士认为教师应当受到尊重、礼待，起码要生活得安定，才能做好教育工作。也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严博士对孟子情有独钟。同学们请他写纪念册，他总喜欢摘录《孟子》中一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以勉励同学们。纵观严博士一生，他真的体现了这句话的精髓。
    1952年年底，庄泽宣博士没有得到董事部续聘。董事部有意聘请严博士掌校。富有正义感是非分明又看透董事部本质的严博士一口拒绝了。四位博士联成一气，决意与庄校长共进退。这消息一传出来，轰动全校。全校同学都相拥痛哭，俨如世界末日来临。同学们的悲痛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都认定韩中有五位博士，庄校长竭力要将韩中办成第一流中学，才带着仰慕之情，投入韩中的怀抱的。如今，韩中成为一流名校的希望破灭了，怎不令有切身利益的同学感到切肤之痛呢？
    韩中陷入一片混乱中。这动乱持续了约莫二个月，熊叔隆博士答应留下来掌校，收拾残局，风波才告平息下来。无论如何，日后的韩中，再也不是同学们心目中响往的韩中了。
    严博士离开韩中后，受聘于麻坡中化中学担任副校长，而后再出长巴株巴辖的华侨中学(现改名华仁中学)，再后才到南大去当教授。他由于参加教总维护华文教育活动，曾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人物”，而于1965年返回香港。
    1993年5月我路过香港，晚餐后摇了个电话给他，向他老人家问安。我说：“本想拜访您老人家，如今太晚了，恐怕会妨碍您老人家的休息时间。”他说：“你既然已来到香港，过来谈谈无妨。”
    于是，在香港定居的何君带领下，我和三位友人(其中一位是严博士在南大时的高足)共乘德士到元朗锦绣花园的住家拜访他。
    严博士当时已届84岁高龄，精神矍铄，头脑清楚，记忆力极强。他细说从头，滔滔不绝从韩中谈到中化，谈到华侨，一直谈到南大，说出了许多鲜为外人知晓的“秘闻”。
    香港寸金尺土，一间四百方尺的组屋，售价港币百万元。严博士住的居然是双层排屋。问起他的屋子，他笑着说：“新马那边的朋友传说我炒股票赚大钱，其实不是。我从中文大学退休后，为日后的生活打算。有的朋友劝我开餐馆，有的朋友劝我开书局。我自己想想，香港的货币是由汇丰银行发行的。于是，就将部份积蓄购买汇丰股票。这间屋子就是这样赚来的。我并没有发达呀！”
    临走时严博士透露一个消息，说他翌年(1994年)，可能会到新马一行。真没想到他提早在93年7月便到马来西亚拜见旧朋友，并参观了中南马几家独中。每参观一间独中，他都慷慨献捐一千元港币。可惜的是，严博士并没有回到韩中来，就匆匆去了新加坡。后来，有消息传来，说他在新加坡病倒了就返回香港。
    如今严博士作古了，使敬仰他的人感到悲痛、叹惋。但，值得告慰的是，他毕竟播下了不少种子。

     (《光华日报》，12/9/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