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教育学家严元章
魏维贤

    一九四八年，严元章获得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到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在著名的比较教育学者尼格老．汉士(NICHOLAS HANS)教授的指导下，于一九五一年完成他的毕业论文，考获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从历史、地理、文化、经济与政治因素比较中英两国的教育发展”，内容根据指导老师的名著《比较教育：教育传统的研究》一书加以发挥，再以中英两国的例案印证老师的理论，倒没有什么新的见解或创意。毕业后严博士从来不回首谈撰写这论文的动机或经过，也没有提到这学术问题或有关的论点，更没有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因此，知道的人不多。
    毕业时，中国已经“解放”了，但严博士没有回国服务，因为刚好他的另一位老师庄泽宣博士在槟城韩江中学担任校长，知道高足已学成，特地邀请他来韩江助阵，并委任他为教务主任。严博士先回香港，然后再由香港来韩江报到，凑足了哄动一时的“韩江四博士”之数：另两位博士是黄尊生和熊叔隆。
    不久之后，韩江博士团就解散了。严博士只身南下，到麻坡中化中学担任副校长兼教高师班的“教育学”功课。当时校长是名书法家陈人浩先生。这两位校长的个性和作风都不大一样，所以不久之后，严博土另有高就就走了。这次，他是应巴株巴辖华侨中学苏木有董事长之邀到该校担任校长。苏先生很敬重他，言听计从：董事长与校长关系如鱼得水。在这情况下，严博士很快地就把学校搞好。
    要了解严博士的办学方针与策略，我们不得不研究他的著作。这倒很容易办到，因为严博士不是一个多产作家，他的文章特色又是那么简洁，不像一般的教育著作，长篇伟论，拖泥带水。另一特色是逻辑性强，说服力足。他的个人著作全以中文书写，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中国教育思想源流》。这是他去世前三年出版的(一九九三年，香港三联书店海外学人丛书)。在这之前，他写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教育论》(一九八四年，香港学海社出版，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有翻印本)，试探性地推出他的教育思想：
    “把多年来反覆尝试的心得，作出简要的系统性报告，向广大的教育工作者请教。”(《教育论》，后记。P．82)
    这两本书其实是一样的：前者扼要，后者详释；前者经，后者纬。连九个章目都一样：只是“方法论”和“材料论”的位置对调；“制度论”改为“体制论”，“动力论”改为“师道论”而已。其他章目如：“主体”、“宗旨”、“效果”、“本质”、“观点”等章都没有变动。
    我觉得《教育论》这本小册子写得精彩。这里，严博士以肯定的口吻就教育的基本问题加以剖析：不犹豫、不含糊、逻辑性高、判断力强。一开始(“主体论”)就把师生本位和关系定下来，认为：“学生应该是教育的主体，作为客体的教师必须改变态度，凡是以学生为重，随时随地要为学生的好处着想。”(《教育论》’P．6)
    他对董仲舒那种“下帷讲诵，弟子……或莫见其面”(《汉书．董仲舒传》)深不以为然。对董的阴阳家思想也加以抨击。跟着他认为：
    “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以成‘正人’为目标，成‘通人’为理想，并且，以由成‘正人’进而成‘通人’为宗旨……达到成‘全才’的教育理想。”(“宗旨论”，P．13)
    “方法论”谈的是管教问题。他认为教学生的最好方法是“自学辅导”，而不该用任何惩罚方式。
    “材料论”提出五育：德、智、体、群、美。
    “制度论”根据学生成长的三阶段把学校教育分为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和成人教育。他觉得中学四二制比三三制好，因为：
    “一来可以避免高中分科过早，二来如果初中学生要离校就业，可以免于就业年龄过轻，同时又可以享受多一年中学教育。”(《教育论》，P．42)
    在“效果论’他指出：
    “只要认真照做，迟早一定见效，但不要刻意去求近功急功。军事可以立功快，政治与经济的立功可快可慢，教育却立功慢。这是因为教育的立功，最后要表现于学生在成人成才的长进在长进，基本上是一个“潜移默化”的缓慢过程……”(《教育论》，P．49)
    至于教育效果应如何考查，他认为应该采用“观察”与“家访”，会比单据“考试”来得可靠。
    “动力论”检讨教师所应扮演的角色。他说：“教师所以能够真正成为优秀的教师，决定性的质素是教师内心的爱，是教师内心对学生的爱；这是对学生的真爱，对学生的厚爱。这是无私的爱，无限的爱。这是‘爱无差等’的爱，爱别家子女如同爱自家子女的爱。”(《教育论》，P．56)
    有了这样充满爱心的教师，这么一股的动力，校园内就会出现一个“新世界”。
    “本质论”批判“工业教育观”(即：把教育当做制造，教人如何造车、制饼之类)和“生物性的教育观’(即：把教育当做解放，让学生为所欲为)。严博士认为这各走极端的理论是偏颇的。他主张“教育就是培养”，“教育不是生活，教育是帮活”。(《教育论》，P．69)。在送给我的这本书，他亲笔把“帮活’改为“助活”。)
    《教育论》的最后一章讨论“观点”的问题。这是严博士自己认为最得意、最具有创意的一章，谈的是“柔道教育”。严博土强调，“柔”不是“柔软”或“柔弱”，而是“柔和”。这“柔道教育”有中国本土的理论根据，是我们老祖宗留传下来的“教育家宝”，也是我们的“教育遗产”。严博士认为它兼有儒、道、墨三家的思想，并各举一例句加以说明(《教育论》，P．74)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儒)
    辅万物之自然，儿不敢为。(道)
    爱人若爱其身。(墨)
    难怪严博士的最后一本大着就以《中国教育思想源流》命名。从这本书我们嗅不到中国思想史或中国教育家理论之类的味道，因为严博士的着重点不在这些，而在“源流”。这“源流’又是“源远流长”的源流，是古代中国孔子、老子、墨子的古源古流！以此为基，严博士奠定了他的教育理论“柔道教育”。他更怕鱼目混珠，特别声明这“柔道”与武术的“柔道”无关！
    这构想第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的学报《学记》发表(第一期，一九六八年)，题目是《自学辅导》，但只透露而已，还未用“柔道教育”这名词。以“柔道教育”为题的演讲，后来发表在香港教育司署的《成人教育通讯》(第三十六期，一九七零年)，是严博士第一次公开用这字眼。
    我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些篇章，是因为，如果没有先了解它，就不容易欣赏严博士办学的精神及方法。严博士有理想，也有梦想。关于后者，可参阅他一九五八年十月在新加坡华文报章所发表的《梦境里的中学》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董总三十年》内(中册，P．536至P．541，一九八七年出版，得到较广的流传。)他的“梦境中学”有点和英国闻名的贵族“公学”(PUBLIC SCHOOL)相似，但不完全一样。他的“梦境中学”基本上是“英才中学”，但办学条件是不容易被今日的现实环境所接受的；只能在梦里追寻。
    五十年代中，我在马来亚教育部服务时，就已听到严博士的大名及办学的成效。我早就想和他见面。某次有机会到南马视学，特地安排在巴株巴辖多逗留一天，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和严博士交流。礼貌上，我们总部的官员每到一州视学必须先拜访州教育局，我当然也不例外，就趁机打听有关华仁中学，特别是严校长的信息。柔佛州的视学官陈毓荃和巴株区的视学官熊嘉宾，都不约而同地赞赏严校长的为人师表和办学精神，只是多次加上一句：“他是一个怪人！”或“有点怪癖”。这不是看不起他的语气，而是说他与众不同，做人和办学另有他的格调。他们特别乐道严校长的气魄：爱护学生，不怕权威，并举一例加以说明。某次，官方派员到学校抓
人，严校长不但不俯就，反而严厉地抗议他们侵犯教育圣地，不肯给他们面子，还训了他们一顿。话传出去，连教育局的官员，都对这“个子小小，弱不禁风”的严校长肃然起敬！
    我到巴株巴辖，把应办的事先一口气办完，然后心情轻松愉快地开车到华仁中学去。无可否认的，我是带着好奇兼好学的心情去拜访严校长，毫无视学的官样。出乎我意料之外，严校长以诚恳和热情的态度接见我，同时，也表现出他对我也掌握了一些信息，对我一点也不陌生。寒喧后，我们大谈教育问题，上下古今，无所不包。那时候他的文章和专书都未问世，他的教育思想也未形成，谈起来毫无拘束，也没有一点成见的干预。我们也一起巡视校园，欣赏他领导的“课室布置”和“校园美化”的两大教育工程。
    之后，我们一有机会就安排时间聚谈。特别是严博土担任教总顾问期间，我们相聚的机会也跟着增加，场地也不限于巴株巴辖。其实，那一段时间我们反而多次在吉隆坡见面，有时候加入讨论的还有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或其他到吉隆坡开会的教总领导们。不过，严博士比较喜欢和我作个别的谈商。基本上，严博士不喜欢社交，外交也不行。他的个性很内向。
    严博士一路来对我倒是很特别：一方面是我们谈得来：另一方面是我守规矩，见他之前，没有一次敢不先约好而来的。退休后他住龙珠岛，再迁往新界元朗的锦绣花园，路途虽远，我有机会时总会约他见面。因为他已退休，时间充裕，所以每次都要留下吃饭。但他吃的是他自己发明的“健康餐”。我吃不下，所以他会特别地带我到酒楼去用餐，也陪我吃一点点做个样子。不过，跟严博士吃一餐饭是不太舒服的：他讲究卫生，吃之前必定要叫“伙计”拿一壶开水，然后把餐具(筷子、汤匙、酱碟、茶杯、碗、盘等)一件一件地拿来用开水冲过。自己的洗好了，再来洗我的。当然我不好意思给他服务，声声说不必这样做。但他不管，你不做，他下手。结果还是跟他学习，也冲也洗！
    严博士在马来西亚教育界一共服务了九年，即一九五一年底到一九六O年初。通过林连玉的介绍和推荐，严博士受聘为南洋大学教育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离开马来亚到新加坡。据林连玉说，他支持顾问到南洋大学，还是为整个华文教育着想，认为严博士在新加坡的华人最高教育堡垒，会有一番更大的作为，有助于新马两地的华教发展。据林老说，严博士也答应做必要的“轰炸”。
    一九六三年，我离开马来亚教育部到新加坡大学教育学院执教。因为都在新加坡，而且都在大学教书，加上新加坡地方小，我们见面的机会无形中多了起来。严博士更聘我为他系里的兼任讲师，负责“新马教育”的必修课。我和南大的关系，从此开始。
    严博士在南大，发挥他的“动力”(这里借用他《教育论》第七章的标题)影响学生，效果卓著’学生们(除了极少数外)都拥护他；尤其教育系的同学，更对他特别尊敬。可惜“大风波”不久降临，把他卷入旋涡，最后弄到他不得不悄悄坐船离开新加坡，到香港中文大学开办不久的教育学院当讲师。以一个堂堂的名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退而做一个小讲师，对自负非凡的严博士来说，肯定是一个大打击。他看不起他的顶头上司(是一位伦敦大学的硕士，以注册主任身份兼做教育学院院长)，也瞧不起他的大学校长，可是他又不得不屈就，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那时中大正在兴建新界马溜水的校园，教育学院暂租用位于九龙的一幢商业大厦上课。我常到香港，每次都去看他，因为我住的旅馆，也刚好在弥顿路，走几步就是严博士办公室的大楼了。过后不久，严博士退休了。
    “大风波”是由所谓的《王赓武报告书》的发表所引起的。这是很不幸的一场风波，因为这报告书并不重要或具有权威性：它不过只是一份南大的校内自我检讨性的“内部报告”；是校长委任的“课程委员会”所提出的一份“校方”报告，绝对不能和较早发表的两份“官方”报告书(即：总督委任的《白里斯葛报告书》和教育部长委任的《魏雅聆报告书》)相提并论。但是，王赓武的七人委员会(另六位是：汤寿伯、工叔岷、许绍智、林和合、卢耀和刘孔贵；当中有两位是校内成员，即王叔岷和刘孔贵两教授)却除了对各系课程提出批判与建议外(这当然是他们该做的事，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还多事地建议一些不在他们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如建议：
    (一)“现语系”应该停办，代之以一个无权颁发学位的“语言中心”。同时还建议设立一个新的“马来语文系”。
    (二)改组“政治系”为“政行系”  ‘
    (三)关闭“教育系”，学生分派到其他系完成不同的专业。为什么这么急，实在费解。关闭的理由，在当时或今日看来，也有点莫名其妙。
    (四)与课程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应该属于行政问题)也谈了不少，如：教授待遇，师生比例，甚至对教师没有个别的研究室也代抱不平！好是好，但要和“课程”拉上关系，未免太勉强。
    “王赓武委员会”是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日受南洋大学校长的委任而成立。委员会的研究范围清清楚楚地书明如下：
    “检讨南洋大学现行课程的组织和个别学科的内容，并向校方提出适应社会所需的修订课程”(报告书。P.1)
    这和全面检讨南大无关；校方只要求三项：(一)课程的组织(不该牵涉到院、系的组织或改组)；(二)各科目的内容；(三)修订的课程(不是大学院系改组的新面貌)。如果委员们以认为南大坏到非改组院系无从下手，那他们必须在接受委托之前，或之后，要求修订“研究范围”(TERMS OF REFERENCE)，以便全面检讨。
    严博土对这份报告书也有他独特的反应：首先，他也指出委员们“越出职权范围”(见他留给我的亲自修改过的原稿，题目是：“对于南洋大学调整学系之意见”。这文章未公开过)。接下来他分四方面讨论报告书的内容：
    (一)文学院四学系，指的是：“中国语言文学系”不该改组为“汉学系”；“现代语言文学系”不应该关闭；“政治学系”没有改组为“政府与行政的学系”的必要；“教育系”不应停办。他问：新大可以有“政治系”，为什么南大不可以有。
    (二)理学院一学系，指的是“化学工程学系”。他认为不可以用“缺乏设备”为理由而迫其停办。改进之道在积极充实设备才是正确。
    (三)商学院二学系，指的是“工商管理”和“银行财务”二学系的合拼，他认为不合潮流。
    (四)特别举出“教育系”的特色及其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远景，理由充足。
    三十年后的今天’回头看这些问题倒是很有启发性，而不只是“有兴趣”而已。特别是南洋理工大学(也简称为‘南大’)的化工，银行，财务，教育学院等院系发展蓬勃的实况，益令人感到昨日非，今朝对的矛盾！其实严博士有眼光。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该忘记，“王赓武委员会”检讨南大课程时，正是新马一家的马来西亚时代，整个改革构思，肯定受这政治大环境的影响，甚至支配。例如：委员们建议设立马来系，或企望学生能掌握两或三种语文。也提到南大必须能接受各源流的学生入学等等。无疑的，在独立自主的新加坡，客观环境大大改变，这些建议，应该有相应的修订。再不久之后，“各源流”也不见了。可是，委员会没有针对这些大变迁重新检讨，而在新马分家前三个月(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呈上他们的报告书。在新时代批评旧时代的建议，肯定问题多多，对委员会的成员也不太公平。
    严博士走的那天，我还到船上去送他。究竟为什么事匆匆离开，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到船上去送他的有不少是学生，尤其是教育系的同学。负责收拾教育系残局是潘友昌讲师。我还继续兼课，到最后教育系闭门为止。
    严博士的著作，都以中文书写。只有两个例外：博士论文和一篇与我合写的文章是英文写的。后者是应《世界教育年鉴》(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主编)之邀而写的，指定的题目是《马来西亚的初等与群众教育》，刊登于《一九六五年的世界教育年鉴》。文章由我执笔，严博士过目和提供意见，这也是我们惟一的学术撰写合作。
    如有机会，严博士会把他写的文章给我过目，并要我提供意见。他写作很认真，一字不苟。有时为了一字，改了又改。看他的手稿很费神，因为往往涂得乱七八糟。这时他才叫书记或学生抄清，但过后不久，还是不满意，再改再抄。这里附有他的稿件一张(就是上面提过的《对于南洋大学调整学系之意见》那篇)可以看出他撰写的思路和认真的态度。这已是接近完卷的，原稿肯定更杂乱了。
    严博士没有女朋友。有一次，教育部女视学官钟敏璋自告奋勇地要介绍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士给他，并且亲自带她到严博士下榻的吉隆坡马来亚酒店餐厅恭候。但严博士一知道有此内幕，竟闭门托病不肯下楼。以后没有人再敢介绍女朋友给他了。到去世，严博士还是一个单身汉。
    钱倒有不少，因为他理财精明，投资得法。这秘诀他乐意传授给朋友。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他只投资股市，没有其他。秘诀也不过是：人弃我买，人抢我卖。再有一条是：买好的股，可以生子生孙(指的是红股或附加股)，高枕无忧。听说他拥有不少的香港汇丰银行股票。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严博士死后没有把遗产(包括股票和房地产)献给他所关心的教育事业。
    他生前倒常提起要捐给南洋大学(但绝对不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南大”)；也提到要建立一个教育基金会，但结果什么都没有了。钱到哪里去？送给人家还是给人吃掉？为什么要送给人家而不献给教育？为什么会给人家吃掉？为什么要吃严博士的钱？－－严博士的钱应属于“南洋大学”(他梦境里的“南洋大学’)或“严元章教育基金”，为国家培养人材才对呀！
    有缘作为严博士的挚友，我不禁……

    (12/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