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严博士
黄润岳

    不久前，南大校友黄吉生兄打电话告诉我：严博士逝世。我听了没有多大的激动。缠眠床褥既久，凡事要人扶持，并不是一件好事。今天接到陆老(庭谕)来信，还告诉我一些他的身后哀荣。我情不自禁的非提笔不可了。和严博士比较接近而且时间较长的，只有白纯瑜兄和我。至于我呢，恐怕是唯一的可以和博士瞎缠胡谈，口不择言，言不及义的人；因为我可以和他开开玩笑。那怕他不高兴，也只是一声“辙”而已。
    连玉有诗曰：“林黄并一陆”；其实是指我们三人的合照。后来有人为文加上其它。如果提到教总的三人行，应该是林、严、黄的三人行。例如教总开会的前夕，连玉和我的讲稿都是先经博士推敲的。
    严博士是有英国绅士风度，严谨的不苟言笑的学者：连玉兄是正统的儒家君子，温柔敦厚，人情重于法理。至于我呢，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嘻嘻哈哈的决不固执己见，无可无不可的老庄逍遥。因此，我们的三人行，既是同心同德，为了同一目标，所以就能“允执厥中”了。
    严博士去了南大之后，我和纯瑜兄几乎每个周末都去他的院长楼作客。通常都由博土付账，到不同的餐馆去大吃；有时还有魏维贤兄参加。这时我才告诉他们如何买股票作投资。博士是自费投资，我是向银行贷款投资，因为利息太高，后来股票行情直落不起，我就亏本全部卖掉，从此洗手不干。他留着的，后来大涨。他到香港去时，已经不只是小富了。以后的情形，包括房产，都是一帆风顺。不过我和他通讯和面唔，倒是“子罕言利”。
    关于林严之间的疙瘩，陆老一直想从我这里探本求源。其实是细微到只是一句话的误解。那么我又为什么不“一言以安邦定国”呢？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两个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有差距。再加上两个人的个性强，成见深。我就“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尤其是连玉兄成见相当深，使我无法启齿。其实博士只向我提过一次，可见他是淡然置之。在林连玉公民权被褫夺事件之后，他还发表了一篇义正辞严的讲演，在当时是相当紧张的。南大学生的捐献林连玉基金，成绩可观，博士还特别和我谈起。
    我肯定他们两人之间的误会，从文化背景来看，似是必然：就后果来说，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基本的缘由是两个人的歧见和成见混同了。
    博士的罗曼史，几乎是每一个相识者欲猜不得的谜。我在这方面，倒是有点洋人脾气：别管人家的私事。想不到早几年一个偶然机会，不求而得；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一位后辈的太太，她的极要好的女朋友，竟是严博士中意的对象，而且有书信往来。女方家长因两人年岁悬殊，并不赞同。“好在没有成功，后来那位小姐病逝了。可能严博土还不知道”。
    “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也只是姑妄听之，没有转达。
    我们都以为严博土只是留英的洋博士，殊不知他的国学根底，既深且厚。十多年以前，他曾送我两篇论文：《儒家中庸论》和《中国思想总论》。那篇中庸论真是发前人之所未发。
    我曾熟读朱熹注的四书。中庸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严博士疏解，真是尽善尽美了。
    因为中庸之道，常被误解。胡适之先生提出“差不多先生”，我们日常的人生态度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两害取其轻，两利取其大”……等几乎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性。严博士的中庸论可谓拨乱反正，使中庸一书得到了应有的正确的地位。
    他是教育家，教总为他出版了《教育论》，可以说是针对着大马华校的迫切需要。后来北京三联书局又出版他的《中国教育思想源流》。我记得他还有意写中国思想源流，可能尚未完篇，赉志以殁。痛哉！
    严博士为人是非分明，正义懔然。有时候，嫉恶如仇，不顾情面。例如某小学校长，因为与教育局某督学同乡，往来很密，自恃有背景，作威作福，刻薄教师。他见了严博士，想要高攀，伸出手来想要握手。严博士就在大庭广众之前，视而不见，不予理会。其实是人心称快，但还是有人要说博士不近人情。后来我也和他提起这事，他说：我才没有闲空。更有人说他通书理而不通人礼。在南大时，他的院长宿舍挂了通告：大意是非经预约，决不延见。
    后来我跟他熟络了，他和我年幼的儿女们谈笑，弄水果给他们吃，还不也是一个慈祥的父亲一样。
    一九九一年我返马布道，特别绕道香港停留，专程去看他。畅谈往事，非常欢乐。中午出去吃饭，点的都是新奇名贵的菜，他还主动让我喝啤酒。想不到那竟是最后的一餐。
    饭后，他送我上公共汽车，连车票都准备好了。我提早上车占位，他站在站头，一直等到开车。我远远看着他双眼含泪。我心黯然。难道他有预感这是永别么？
    联合邦永远禁止他入境的法令解除了，他重回旧地，受到广泛而热闹的欢迎，达成了最大的愿望。
    如果尊林连玉先生为族魂，那么严元章博士可以说是维护华文教育的文胆。至于我呢？“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唐代诗人李白为我定了位。他们两位既已大去，如今我只有“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南洋商报》，1/10/1996)